2024-04-25 08:41:27

少数民族服饰的文化内涵（上）
来源:http://www.vifo.com.cn/article_view.asp?id=932
　　无论是从社会的横断剖面还是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服饰都是人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服饰变化，是与其总体文化的演进紧密联系的。只有在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对该民族的服饰作出深刻的理解。

　　第一、服饰是人类文化的显性表征

　　文化是与人类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物质世界中根本不存在任何文化现象。反之，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发展史。凡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可以归结为文化。

　　在刚刚与动物相揖别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早期人类是没有任何服饰的。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和人、猿人最切近的进化环节是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类。一切哺乳动物（也包括鸟类等非哺乳动物），和外界气温的适应和体内温度的调节，是靠皮毛来实现和进行的。秋冬绒毛生长，春夏绒毛脱落，是鸟类兽类中随处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如果猿和人的揖别点是以学会制造工具来确定的话，不可能在学会制造工具的同时，第一批早期人类的体毛就会掉光。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原始人类与外界气温的适应和对自己体温的调节，仍然是靠体毛来实现的。随着早期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水平的提高。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逐渐确立，人们才慢慢学会利用自然物来遮蔽自己身体的某些部分；而体毛的脱落和经过简单缝制的衣裙的出现，则经历了更长的时间。我国古书《世本》佚文中有 “伯余作衣裳”、“胡曹作衣，胡曹作冕”、“於则作悱履”的记述，肯定衣裳出现于“伏羲、女娲、神农” 的三皇时代。传说中的“三皇”时代对我们来说当然十分遥远，但在人类进化史上却是相当晚近的事。同时还应该指出，象衣裳之类日常用品的制作或发明，绝不可能是个别人的事，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传说中的“胡曹”，只不过是当时人类群体的一种代称。《中国文化史》一书的作者柳治徽先生明确指出。“自燧人以迄唐、虞洪水之时，其历年虽无确数，以意度之，最少当亦不下数千年。故合而观其制作，则惊古圣之多；分而按其时期，则见初民之陋。牺、农之时，虽有琴瑟、罔罟、耒耜、兵戈诸物，其生活之单简可想。至黄帝时，诸圣勃兴，而宫室、衣裳、舟车、弓矢、文书、图画、律历、算数始并作焉。故洪水以前，实以黄帝时为最盛之时。后世盛称黄帝，有以也。然黄帝时之制作，或侍前人之经验或赖多土之分工，万物并兴，实非一手一足之力。故知社会之开明，必基于民族之自力，非可徒责望于少数智能之士。而研究历史，尤当涤除旧念，著眼于人民之进化。勿认开物成务，为一人一家之绩也。”

　　我们知道，人类在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文化，可以区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这样三种大的类型。其中，物质文化实在具体，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十分密切，因而处处使人们觉得不可缺少。

　　和一切物质文化的创造物相一致，服饰也拥有具体形象、直视显眼、实用普及等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都必须穿戴一定的服饰，而且服饰是无保留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人们只要上下打量一眼就可以了解到他的服饰的质料、形制、色彩、组合，从而也就可以大略了解这个人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水平之上。由于服饰可以由各种各样的材料剪裁缝制而成，衣裙的用料如何，也就可以反映出穿衣人自己及其生活的。社会的生产发展程度，反映出穿衣人的经济状识和生活水平。又由于服饰都不是纯粹的天然物，总要进行剪裁缝制、琢磨加工和连缀搭配，所以它又直观地反映出一定地区、一定民族乃至一定时代的工艺技术水平。服饰还是一定社会内地域划分、等级区别的标志，一个人的服饰也就是一定社会地位的显性表现。除此而外，人们的服饰还都是工艺品、艺术品。它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又必须与具体的人体结合而充分展示其艺术性，因此它既供穿戴者欣赏，更供旁观者欣赏，同时，服饰这一艺术品不依靠与日常生活的分离而恰恰要依托与日常生活的统一而确立自己的艺术地位。这样一来，服饰的质料、形制、款式、色彩无不体现出穿着者本人和周围人们的审美情趣、审美习惯、审美追求和审美理想，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甚至体现出一定的礼乐制度。总之，服饰文化首先是一种现象、直观的物质文化，但在这一形象、直观的物质文化物中，却又包含着极其广阔、深刻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内容，因而具有无比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文化内容。

　　关于服饰的起源和用意，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服饰起源于御寒，有的认为起源于遮羞；有的认为穿戴的用意在于装饰，有的认为在于显示自己富有。应该说除了“显示富有”诞生较晚，是在私有制社会出现以后的事以外，御寒，遮羞、装饰作为服饰起源的动因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讲的是“现实的”服饰。因此，得到这么一个初步的结论；服饰是人类文化的显性表征。

　　第二、服饰在民族识别和研究中的地位

　　服饰是人类文化的显性表征，在民族识别和民族研究中，服饰也就是重要的依据和应该予以注意的对象之一，占据着一个不可缺的地位。由于各种地理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世界民族情况十分复杂，不但种繁类多，而且源流交错。这样一来，要真正理清每一个民族发展的线索，确切掌握每一个民族的各种情况，甚至为每一个民族正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般认为，全世界共有人数多少不等的大小民族二千多个。之所以很难说出准确的统计数，就是由民族识别工作的困难而造成的。在这二千多个民族中，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民族共有269个，占民族总数的八分之一左右，但人口却多达41亿多，占全球总人口的96．3见相反，百万以下的民族有1800多个，其人数却不到1．6亿，仅占全球人口的3．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各民族没有经过科学识别，加上各种政治社会因素，民族关系十分复杂，民族情况相当混乱。解放后，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公开自己的民族成分，提出自己的族名。到现在为止，确认我国有民族56个，除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约93％的汉族外。其他的55个民族为少数民族。

　　根据民族学规定的分类原则和我国的实践经验，民族识别主要是以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为依据而进行的。在民族特征中，就包括了民族服饰这一重要因素。

　　作为民族识别依据的民族特征之一，是民族共同语言。民族学理论认为，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因而民族识别首先要考虑所要识到的对象共同体，即自认为或被认为属于同一民族的人们是否具有共同语言。而且语言还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对某种强迫同化的稳定性，所以把语言作为依据也就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作为民族识别依据的民族特征之二，是民族共同地域。在单一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共同地域的形成与否十分明显，问题也就简单得多，很容易作出判断。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多民族杂居的情况，民族共同地域是否形成的问题也就复杂得多。比如我国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就发生过多次大的迁移流动，有些民族至今分布十分广泛，而且常造成大小聚居区交错杂处的局面。因此，在考虑共同地域对，不仅要着民族聚居的位置，而且要弄清他们与近邻民族的交流融合和互相影响的各种关系。

　　作为民族识别依据的民族特征之三，是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紧密联系的共同经济生活，是形成现代民族的一个重要动力，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这个因素相对地是不发展的。在我国，这个问题相对地更加复杂。由于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往往处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又由于商品经济往往极不发展，许多民族生产出来的东西要靠汉族等别的民族充当中间联系人才能进行交换。当然，对于居住在同一地域的同一民族来说，其生产水平和经济生活水平大体上仍然是统一的。

　　作为民族识别依据的民族特征之四，是民族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一特征，其内涵格外丰富，既表现为共同的物质生活方式，又表现为共同的精神生活方式，即共同的风俗习惯、起居饮食、喜庆节日、信仰祭把、婚姻家庭、文学艺术特点等等。这当中，最核心的是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即在物质国和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感觉到大家都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这种心理。这种心理强烈而集中地体现在某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共同宗教仪式中和共同的歌唱舞蹈中，同时也经常、普遍地表现在风俗习惯起居饮食、婚姻家庭中。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只注意到个别的“特点”，把个别的“特点”当作共同心理素质的代表并以此判定具有某种共同特点的人们共同体就是同一民族。总之，在形成和维系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方面，“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特征的确比别的特征更显得重要。

　　十分明显，一个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都和本民族的穿着服饰有关。到了一个地方，这一地方生活着几个不同的民族，或者说同一民族的生活圈有多大，最直观简便的方法就是看该民族服饰的流布和有多少不同的民族服饰被穿着。在西双版纳的贸易集市上，人们可以给你指出谁是傣族，谁是哈尼族，谁是布依族，谁是拉祜族，谁是佤族，谁是基诺族，谁是克木人等等，其依据就是他们的穿着打扮而且绝不会搞错。事实上，一个民族生产满足其在衣、食、住等方面的需要的物质资料的活动，即他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正是构成他们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基础。特别是对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甚发展的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而言，能纺织出什么样的衣料。缝制出什么样的衣服，生产出什么样的饰物，正是他们生产水平和工艺技术的表现之一。当这些东西由别的民族的现代工厂生产之后，他们也表现出共同的选购倾向。而在日常穿着打扮上，更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我国西北的东乡族男子出门在外，只要头戴一项黑色或白色软帽，留着大胡子，同教人见到，便显得十分亲热，必定以和相待，并得到十分周到的保护和多方面的援助。可见，服饰在体现一个民族的认同感和共同的心理素质方面，具有多么巨大的作用。服饰是科学调查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内容，其所获资料在民族识别和民族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的实践中，民族服饰的考察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国彝族共有约五百五十万人，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省，人口比较集中的聚居区就有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云南省宁蒗（小凉山）、峨山、江城、，巍山、路南、南涧、新平、景谷、景东，禄劝等县，加上支系多，居住分散，有着各种各样的自称和他称，究竟是一个民族呢，还是多个不同的民族，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认识。经科学识别，最后统一称为彝族。除了各种一般的依据之外，服饰上的共同点也是最终识到的依据之一，如男子头上喜扎英雄结，头发留有“天菩萨”，喜用羊毛披毯等。相反，也有通过服饰的不同，而识别出不同民族的。我国北方的达斡尔族约十万人，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部分地区。由于他们的语言识别的困难．他们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呢，还是一个单一民族。从服饰上看，解放前的达斡尔族，男子穿鄂伦春式猎装，不穿蒙古式长袍，上层女子穿满服，不束腰带，而蒙古族妇女是束腰带的。此外，尚有许多不同习俗。综合各种材料，最后确认达斡尔族为单一民族。

　　由上可见，服饰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民族研究中，民族服饰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有哪一位民族学工作者会忽视服饰的重要作用呢！由于服饰是人类文化的显性表征，在直观形象的服饰及其质料、形制、色彩、结构上面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因而服饰的考察和研究在民族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中国民族学概论》一书对此指出：“我国民族的服饰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不仅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有别，而且同一地区的民族也各不相同，甚至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亦各有特点，但又掺杂了互相影响的因素。服饰内容的丰富，形式的优美，不仅具有工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民族学家对一个民族的服饰进行研究，往往有助于这个民族的源流、迁徒、支系变化的探讨。”